我见雷锋最后一面，是在1957年。
当天，阳光明媚，正是春末夏初，学生们一天中最难得的下午课余时间。最后一节课下课铃声一响，十四、五岁的我们，便嗷地一声扑向球场。尽管球艺欠佳，但我们精力过剩生龙活虎，还是吸引了山墙似的围观者，赢得了阵阵掌声与喝采声。
忽然有人领头喊起了“加油”！使围观的同学们很快便成为了有组织的拉拉队。那领头的声音是多么的熟悉亲切啊！酣战中的我，情不自禁地扭头一看，呀，那不正是我日思夜念的雷正兴么！
雷正兴是雷锋读书时的学名，他的乳名叫庚伢子。1945年春，我家从涟源迁居望城简家塘，俩人成为贴隔壁邻居，亲密无间，同苦同愁同玩同乐，被长辈们称为一对“油盐坛子”。后来我们一起上学，同去同归，同坐一间教室，座位挨着座位……1956年7月高小毕业后，我上了望城一中。雷锋留在农业合作社劳动，后来在乡政府当了通讯员。冬天，又选送到县里，做了县委书记的通讯员。
没想到分别不到一年，雷锋真是大大地出落了：昔日的土布衣衫已被一身素净鲜亮的青年装所替代，雪白的衬衣领子从里面翻出来压在蓝色外套的衣领上，衬托出一张年轻英俊而又稚气未脱的娃娃脸。他斜挎着手枪，双手一次次举起又劈下来，嘹亮有力地呐喊“加油！加油——”把赛场气氛鼓动得一浪高过一浪。
球赛一结束，来自荷叶坝的同学们便一拥而上把雷锋围住。“哇！吊驳壳枪啦，好神气呀！”“嘿，庚伢子，当干部了吧？”“哪里哪里。”迎着儿时伙伴七嘴八舌的追问，雷锋笑得一脸的灿烂，“我是通讯员，跑腿的，打杂的……”
傍晚，我舍不得雷锋走，硬要留他吃饭，他只好随我们进了学生食堂。刚进去，又被同学们围在中间。有位同学伸手想摸一下他的枪，雷锋本能地闪开了。“哎哎，这个摸不得。”他笑道，“这是命根子……”一阵哄笑。“喂，怕莫是假家伙吧？”那位同学说，“勾得响不？”又是一片笑声。“要是碰到情况，保证一勾就响，”雷锋边说边被我们簇拥着坐下来——他今天可成为我们荷叶坝同学的骄傲了。我神气地挥手驱开凑近来的人：“去去去！莫打扰我们进餐！”同学们围坐下来，边吃边聊，说说笑笑……
饭后，我坚持送他走出校门口。
“喂，二伢子，荷叶坝的风气不能丢，要注意团结同学哟。”雷锋若有所指地说。
“庚伢子说得对，”我心悦诚服，“以前有你领着，跑多远也不会认错路。可现在呢，唉……”
“路还得靠自己走，”雷锋说，“人啊，总要长大呀……”稍停又说“二伢子，你要认真读书，多学知识，将来多为人民做贡献。”庚伢子语重心长地望着我。我点点头，问“你呢，怕莫要当个大干部？"“我呀，当农民当工人，嗯，最想当英雄……”雷锋望了望天边的晩霞，毫不犹豫地说。天黑了，雷锋向我挥手告别，我依依不舍，目送雷锋渐渐远去……
从那以后直到1961年上半年，我在报上看到一篇“苦孩子——好战士”的长篇报道，才知道他已成为先进模范人物，并改名雷锋。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学校号召农村学生回乡务农，我内心斗争十分激烈，因此，立即给雷锋写信，一来对他成为模范表示祝贺，二来也向他坦露了自己的矛盾心理。后来，正是在他的及时鼓励下，我毅然报了名，并在“五四”青年节纪念大会上发言，公开表示了回乡的决心。尽管最后学校还是没有批准我回乡，但从此我便自觉地时刻以雷锋为榜样激励自己，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好成绩，于第二年下半年顺利地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。
没想到开学不久，就传来了雷锋因公殉职的惊人消息！当我在阅览室的报纸上看到这一噩耗时，我的脑袋就像挨了一闷棍，两耳轰地一响，眼前阵阵发黑……
雷锋是我的好兄弟好伙伴好榜样，是我人生启蒙的第一课本，踏入社会的第一向导……我永远怀念他。
